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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建立中國特色智庫評價指標體系

                                  發布日期:2016-03-15 16:15:00  新聞來源: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人民網  編輯:宣傳部理論處

                                    

                                  歲末年初,備受智庫界關注的各類智庫評價排名報告陸續推出。1月27日,賓夕法尼亞大學版《全球智庫報告2015》發布。同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推出《2015中國智庫報告》。緊接著,《國家智庫》編輯部、上海大學智庫產業研究中心聯合發布“2015年中國智庫十大事件”。加之此前一年先后推出的零點國際發展研究院《2014中國智庫影響力報告》,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成都文獻情報中心《中華智庫影響力報告2014》,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全球智庫評價報告》,國內智庫評價排名呈現出雨后春筍般的發展態勢。智庫評價,關系到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然而,這項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存在的問題不一而足。如何科學有效地加以衡量,建立中國特色智庫評價指標體系?本刊就此采訪多位專家,并組織文章,以期為中國智庫評價提供參考。

                                  智庫評價:要不要做,如何做好?

                                  作者:王斯敏

                                   1月27日,上海社會科學院小禮堂。在來自全國近百位智庫界代表的見證下,由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撰寫的《2015中國智庫報告·影響力排名與政策建議》(以下簡稱《報告》)正式發布。同場發布的,還有賓夕法尼亞大學麥甘團隊編制的《全球智庫報告2015》。兩份報告均給出了2015年度智庫排名。依照撰寫方制定的評價指標體系,諸多智庫被置于“放大鏡”下仔細審視、逐項評析,之后加總分值,在整個智庫“座次表”中得到自己的排名。討論很快隨之而起。相較于對排名情況的關注,學者們更傾向于談論“智庫評價與排名”本身。這項行為究竟有無必要?現有的評價體系是否科學適用?應當如何改進評價方式?在次日上海社科院、光明日報《智庫》版等主辦的研討會上,智庫人各抒己見,深度交流。

                                  1. 衷與目標:

                                  “攪動一池春水,引起各方重視來發展智庫”

                                  “這是我們發布的第三本中國智庫評價年度報告。參照麥甘的方法,我們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指標體系,更加適合中國國情。”上海社科院副院長、智庫研究中心理事長黃仁偉介紹了《報告》出臺情況。他坦承,每年發布《報告》,都會引來質疑,有人比較極端,認為“搞排名就是表面熱鬧,沒有必要”。

                                  究竟是“表面熱鬧”還是有其價值?絕大部分智庫專家選擇了后者。

                                  “智庫評價一個很大的作用,是促進了我國政策研究機構的自我身份認同。很多人此前對‘智庫’沒有明確概念,一旦意識到自己的這一身份,就會主動按照國內外智庫規范去運作,去發展,完成從傳統‘研究機構’到現代新型智庫的角色轉換,資政建言的自覺性得到強化與提升。”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副主任李剛認為。

                                  上海高校智庫研究和管理中心執行副主任沈國麟持類似觀點:智庫排行榜的最大價值在于催生了中國新型智庫的行業自覺,并通過設定指標的形式引導智庫發展方向。“每個排行榜推出,一定有自己的一級指標、二級指標、三級指標。智庫對政府的影響力、對公眾的影響力、在行業內的影響力,都會在這些指標中有所反映。而評選出的位列前端的智庫會被視為標桿,為行業發展樹立了典范。”他指出,對一個成熟行業而言,領軍機構應該相對穩定但有所變化,有優勝劣汰的進出機制,這樣才能使智庫行業既成熟又有活力。

                                  “排名的意義還在于,能夠提升智庫的社會公眾認知度、認可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研究員田琳琳對此深有體會:智庫發展需要自身的努力,也離不開良好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而這同樣是智庫現狀的一塊“短板”。“時至今日,很多行業、很多人對‘智庫’的認識還是浮于表面的。通過排名榜單吸引其注意力,給他們一個正確印象,有助于形成推動智庫發展的良性外圍環境。”

                                  評價必不可少,還必須科學適用。從翻譯介紹麥甘版《全球智庫報告》,到連續三年推出中國自己的智庫評價報告,上海社科院這一先行者始終致力于完善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評價體系。在其帶動下,今天中國的智庫評價已經日趨多元化。

                                  “我們當初做智庫排名,就是想攪動一池春水,引起各方重視來發展智庫。”智庫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報告》開創者王榮華回憶。他認為,麥甘版智庫排名傳入中國,是對中國智庫的觸動與提醒,使我們在埋頭研究的同時有了“抬眼看世界”的意識。然而,衡量中國智庫的水平與實效,絕不能照搬西方標準,必須建立起中國自己的評價指標體系,在智庫排名領域樹立中國標準、發出中國聲音,進而拓寬中國智庫的特色、新型發展之路。

                                  “凡是排名,都不可能盡善盡美。但我們應該把它當作一種鞭策,時時刻刻對照提醒、勉勵自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楊劍表示。在他看來,只有每家智庫都瞄準更高水準不斷提升自我,中國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智庫大國”,進而沖刺“智庫強國”。

                                  2. 邊界與標準:

                                  “正視排名中的難點與短板”

                                  盡管對智庫評價指標體系的建構下了很大力氣,黃仁偉和他的團隊仍然承認:在具體評價過程中,尚存在不少困惑與難題。

                                  “首先是操作方法的科學性。”黃仁偉介紹,《報告》參照麥甘調研模式,面向全國智庫及專家發問卷“海選”,由課題組制定供篩選的智庫名單,請收到問卷者依據各項指標打分、排名。但如何保證所有有資格參評的智庫都已被納入名單,仍有待改進與破解。

                                  與此同時,評審者視野的傾向性、局限性也對投票公正程度有著很大影響。存在“中央一級智庫打分不積極、地方智庫積極踴躍;對不了解的專業性智庫打分很低,對熟悉或重視的智庫‘高看一眼’”等現象。

                                  多位學者指出,此類弊端集中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國智庫評價今天所采取的方法多為主觀評價,過于依賴專家,主觀印象比重太大,缺乏基于客觀數據的、可以量化的評價指標。

                                  “要做到客觀嚴謹,最根本的辦法是要建立智庫普查數據體系,把智庫機構、智庫專家、智庫成果、智庫活動等用客觀數據來描述清楚,然后運用特定的算法計算結果。這樣,即使在專家打分環節,也可以提供相應數據供其參考,提高科學性。”李剛認為。他所在的南京大學中國智庫研究與評價中心正在做此嘗試,期待年內有所突破。

                                  除了方法上的差異,智庫概念的界定、參評智庫機構的選取也是爭議焦點之一。專家們指出,無論是上海社科院《報告》還是2015年涌現的零點國際發展研究院《2014中國智庫影響力報告》,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成都文獻情報中心《中華智庫影響力報告2014》,都存在著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或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大型綜合性研究機構視為一家智庫參與評分的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排名的公正準確有所影響。

                                  “例如高校,主要職能還是教書育人,智庫只是其肩負的職能之一。從具體機構來看,高校的大部分學院、系別等也是教學科研機構。將高校整體作為智庫排名,確有不妥之處。”沈國麟認為。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高國力等專家指出,將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大型智庫與中小型、專業化智庫放在同一平臺上打分評價,很難凸顯后者的專業化、特色化優勢,而前者一些非智庫功能在社會各界影響顯著,會對打分帶來一定的偏向性影響。如何改進,需要在“細化分類分層次的智庫排名”方面下功夫。

                                  一個公認難以克服的癥結,是智庫影響力,尤其是最核心的決策影響力如何判定。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認為,由于智庫成果很多以內部報告、國家或部委委托課題方式上交,既不可公開發表,也難以掌握領導批示、決策采納等反饋情況,因而給評價帶來了很大困難。王榮華表示,即使困難,也要通過多層次溝通尋求解決之道,“正視排名中的難點與短板,通過理論創新、手段創新來不斷推進”。

                                  3. 改革與創新:

                                  通過評價體系促進中國智庫“強根基、提質量”

                                  辦法總比困難多。如何建立并改進中國智庫評價體系?以上海社科院《報告》為樣本,專家們精研細思、紛紛建言。

                                  察哈爾學會秘書長柯銀斌面前的《報告》已被標記得密密麻麻。尤其是“指標體系”一項,他幾乎逐條分析,提出建議。

                                  “決策影響力里,對區域性智庫不應強求國家級領導批示,應按其服務對象層級確定;學術影響力中,應加入‘創新性思想’一項;社會影響力方面,能否加上一個‘議程設置能力’指標,即某智庫能否提出一個話題,引起全社會討論;國際影響力方面,增加英文文章發文數量指標。”

                                  高國力提出三項建議:決策研究離不開理論和學術的支撐,應該在指標體系中給予基礎理論和學術研究一定權重;在進一步完善總量指標的同時,引進人均指標,即把人均承擔課題數量、人均完成成果數量等作為打分的重要依據,這樣有助于調和智庫規模大小之間的矛盾,使得研究水平更具有可比性;測算智庫人員數量時不應局限在每個智庫現有的固定人員,而應考慮智庫“小核心,大外圍”的特征,把長期聘用的兼職人員數量計入其中。

                                  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新型城鎮化智庫主任諸大建呼吁,在評價導向上要摒棄數量擴張思維,重視“精品型智庫”的建設與發展。“要建設我們中國的‘羅馬俱樂部’,有自己的一套‘專業功夫’。”他同樣關心的是,智庫評價必須破除“唯批示論”誤區,重視智庫的思想性貢獻與理論創新。

                                  決策層是智庫主要的服務對象,在評價中是否能夠適度引入決策層意見?這是中國浦東干部學院院務委員劉靖北、江蘇省社科聯研究室副主任劉西忠共同關注的話題。劉靖北建議,可以發揮各級黨校、干部學院的學員優勢為打分提供組織幫助,“因為這些學員都是各級決策者”。

                                  近年來,越來越多智庫開始承擔起政策評估的新職能,為國家大政方針的施行效果提供了有效監督。田琳琳就此作出提示,希望今后的智庫評價體系中對“政策評估”效能予以重視,增加相應指標。

                                  “我建議更多地依靠大數據的力量,在排名打分的同時,開發智庫建設指數類產品,及時反映智庫發展趨勢。”零點研究咨詢集團公共事務部總監閆晶表示,愿發揮集團優勢為此項工作提供數據支撐。

                                  群策群力,智慧激蕩。黃仁偉表示,今后將吸納多方意見,盡力完善智庫評價指標體系。“例如,降低‘海選’權重,更加注重同行評議;請各智庫自行提供關鍵數據,增加客觀性。”

                                  對智庫評價與排名的高度重視,折射出的,是對智庫建設如何“強根基、提質量”的深思遠慮。“比智庫排名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實力,是智慧,是貢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的話一語中的,也道出了中國智庫齊心協力向前邁進的價值追求。(本報記者 王斯敏)

                                  智庫評價排名體系:在爭議中發展完善

                                  作者:朱旭峰

                                  目前的智庫評價排名存在著令人擔憂的問題,尤其普遍的是智庫概念界定含糊不清和評價排名方法論缺陷等問題。

                                  智庫的界定標準已經非常具有包容性;不能將智庫的概念無限擴大化。

                                  雖然當前的智庫評價體系仍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爭議,但我們不能否定智庫評價排名體系的社會貢獻。

                                  隨著新的智庫評價排名報告的不斷涌現和相互競爭,智庫評價排名機構將會逐漸找到自己的特色概念和增長點,形成細分市場。

                                  智庫評價排名報告能夠迅速提升報告編制機構的地位和影響力,這是因為智庫排名體系總是能夠贏得關注和歡迎。一方面,每家智庫都希望獲得更高排名。那些名列前茅的智庫熱衷于在社交媒體和網站上宣傳自己的領先地位。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起初對賓夕法尼亞大學版《全球智庫報告》不屑一顧,但被該報告多年排名為“美國第一智庫”后,他們已把這個成績掛在了網站的顯著位置。另一方面,公眾的眼球總是更容易被簡明扼要的排名所吸引,因而每次智庫排名的發布總是能吸引大量媒體的跟蹤報告。這種高曝光率也讓編制智庫排名報告的研究機構(他們本身也是智庫)獲得了與眾不同的話語權和社會影響力。因此,像《全球智庫報告》這樣的智庫評價排名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本年度已經發展到在全球80多個地點同步發布的規模。

                                  但是,對智庫進行綜合評價和排名也是一項需要勇氣的工作,這是因為,它們總是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批評。對智庫從業者來說,評價體系永遠無法讓每家智庫都滿意。那些未能如愿上榜或排名低于自己預期的智庫總會憤憤不平,公開或不公開地指責評價體系的各種不科學不合理。而在專門研究智庫問題的專業學者眼中,無論設計者們制定了多么理想的評價程序,多么復雜的評價指標,邀集了多么廣泛多么權威的評審專家,智庫評價排名體系也永遠無法令人滿意。特別是,如果評價者希望將全球各國智庫用一個排名體系“一網打盡”時,智庫排名和現實之間的先天矛盾更是無法調和。正如德國漢堡大學政治科學教授帕瑞克·克勒納撰文指出,目前的智庫評價排名存在著令人擔憂的問題,尤其普遍的是智庫概念界定含糊不清和評價排名方法論缺陷等問題。

                                  智庫評價體系第一個主要爭議是智庫組織的界定問題,也就是將哪些機構納入智庫名錄。很多人都知道,英美學者傳統上將智庫限定為獨立于政府政黨的非營利的政策研究機構。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當英美主要智庫問題專家將視野擴展到世界各國后,他們發現如此狹隘的智庫定義已經無法滿足多樣化智庫發展模式的需要。事實上,首次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2008》就將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政府背景的研究機構列為智庫的一分子。該報告在2015年專家問卷中,甚至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也列入政黨型智庫的候選名單。可見,智庫的界定標準已經非常具有包容性。

                                  當然,我們也不能將智庫的概念無限擴大化。如今的智庫評價排名報告里經常出現一些并不具備“政府外腦”這一智庫基本屬性的組織。例如,在《全球智庫報告》里提及的一些“智庫”其實是全球性倡議組織;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其實是一個國際合作組織;而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會其實是德國一家向基礎科學機構提供服務的學會。在國內的一些中國智庫報告里,我們經常能見到諸如自然之友這樣的NGO組織,以及一些專業協會、商業管理咨詢公司甚至企業聯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也常被作為智庫整體看待。雖然這些組織也擁有影響政府決策的職能,但必須明確,并非所有試圖影響決策的機構都可以被視作智庫。

                                  智庫評價體系的另一個主要爭議是如何評價智庫的政策影響力。“影響力”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我們很難證實智庫是否真的對決策者產生了實際影響。英國著名智庫問題專家戴安·斯通就曾評價道:即使我們能夠證實撒切爾夫人經常向亞當斯密研究所咨詢,布萊爾首相也聽得進費邊研究所和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建議,我們也不能證明英國首相們確實是因為聽了智庫的建議而做了某個決定。美國智庫的評價者一般用智庫專家出席國會聽證會作為評價指標。但是,即使智庫專家被邀請出席聽證會,也并不意味著專家對國會決策真的產生了影響。因此,智庫評價者們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將“智庫影響力”的概念簡化為“有助于智庫實現影響力的行為”。而那些對智庫影響力評價的技術性批評也大多集中在這一邏輯環節。

                                  與此同時,我們很難找到反映不同國家智庫影響政策程度的普適性標準。已故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家霍華德·威亞爾達指出,美國政府基本靠政策備忘錄運行,如果美國國務院或國防部的官員在給總統寫備忘錄時面前恰好放著你的研究報告,假如他們又恰好將你的分析和觀點寫進了備忘錄,那你就有了影響力。在中國,學界普遍認為,領導批示可能是證明智庫發揮了影響力的標志性行政事件。可見,由于各國的政治運作大相徑庭,體現智庫影響力的直接證據在各國存在相當差異。

                                  值得指出的是,智庫影響力不只是針對決策者而言。智庫的社會倡導行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轉化為最終的政策影響,不僅很難衡量,而且在各國也并不一致。在美國,媒體影響力較大,所以智庫影響了媒體就能夠間接影響決策。相對地,中國智庫借助媒體間接施加于政府決策的影響雖然還比較弱,但正在逐漸增強。

                                  雖然當前的智庫評價體系仍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爭議,但我們不能否定智庫評價排名體系的社會貢獻。首先,智庫評價排名被媒體廣泛報道,能夠促使全社會,包括政府決策者和普通公民普遍熟知并接受智庫這類新興社會組織。其次,智庫評價排名體系逐漸形成了一個相對公認的價值體系,如追求影響力、保持獨立性、提高研究質量。這些價值共識促進了智庫行業規范和行為準則的建立。再次,智庫評價排名的興起促進了智庫之間的競爭,智庫的資金資助機構也能夠通過參考智庫排名來評估資助資金的使用效率,并最終提高決策者對智庫的鑒別能力。最后,智庫評價排名報告本身也是一類智庫研究產品,多套智庫評價體系共存能促進智庫評價排名報告之間的質量競爭,推動智庫科學評價和智庫理論研究的發展。

                                  我們還應該看到,智庫評價排名體系一直在進步和完善。這些年來,首度推出就飽受爭議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智庫報告》通過不斷細化排名子系統、擴大專家庫規模、增加提名評審輪次來提高報告質量。上海社科院在借鑒《全球智庫報告》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特色推出《中國智庫報告》,并在2015年度的報告中根據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工作方案,更新了自己的智庫名錄。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其發布的《全球智庫評價報告》中特意沒有將自己列入,以體現公正客觀。零點國際發展研究院的《2014中國智庫影響力報告》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成都文獻情報中心發布的《中華智庫影響力報告2014》分別從豐富影響力概念內涵、客觀測量可觀測指標、吸納港澳臺智庫成員等方面做文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們不應該因為目前的智庫評價排名報告還不成熟就低估它們的發展前景。

                                  智庫評價排名體系仍然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目前,國內外大多數智庫評價排名報告都以“智庫影響力”為基本標準。隨著新的智庫評價排名報告的不斷涌現和相互競爭,智庫評價排名機構將會逐漸找到自己的特色概念和增長點,形成細分市場。智庫評價機構應拓展思路,尋找更有價值的評價標準。例如,評價智庫影響力和智庫聲譽就可能需要設計出完全不同的指標體系和評價程序。一方面,評價機構可以重點考慮智庫有特色的行為作為評價排名的標準。例如,上海大學智庫產業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國智庫十大事件”就屬于此類嘗試。去年,英國一家專門關注智庫的公益網站“onthinktanks.org”推出了一項最佳數據可視化使用智庫競賽,以獎勵在國際上使用新興數據可視化和傳播技術來推廣其政策思想的優秀智庫。另一方面,評價機構還可以以現有的智庫報告數據庫為基礎,對國家或地區進行評價。例如,新加坡國立大學兩名學者去年在《全球智庫報告》的基礎上,設計了“國家智庫效率指數”。又如,英國智庫“政府研究所”去年在結合《全球智庫報告》和其他60多個國家層面數據庫的基礎上,推出“國家軟實力排名”。這些思路和嘗試都是智庫評價排名體系可能的發展方向。 (作者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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